1999——中国电影希望之年

1999是献礼片年，电影人纷纷推出自己的佳作献给祖国母亲；1999又是青年导演的处女作年，一群刚过20岁的电影导演正带着他们充满青春的作品向观众走来……

1999年，是中国电影的希望之年。

希望之所在，首先体现在创作上有新的色彩，市场上出现新的转机。

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，各制片厂正在努力创作优秀影片，争取在今年9、10月间推出一个新片展映的高潮。这批献礼片中有的已经完成。如李前宽、肖桂云的《世纪之梦》、滕文骥的《春天狂想曲》；有的正在紧张拍摄中，如韦廉导演的《宁沪杭大战》、陈国星的《横空出世》、王冀邢导演的《国旗往事》以及反映航空业试飞员业绩的《大鹏展翅》和描写“五·四”运动的《我的一九一九》。这些影片规模大、份量重、难度高，还要拍得既深刻、又好看，真是压在创作人员身上的一副重担、一种考验。

此外，张艺谋导演的《一个也不能少》、孙周的《漂亮妈妈》、张建亚的《紧急迫降》、于杰的《媳妇你当家》……是献礼片中反映当代生活，着力于以小见大，展示人文内涵的电影作品。

说1999年是希望之年，更值得指出的是一批青年导演用自己的处女作，向社会表达了他们的热情和活力、参与意识及电影观念，显示出中国电影生产力更新的端倪。

变化是从1998年开始的。

去年春天，青年导演张扬推出了《爱情麻辣烫》。这虽不是一部重大而完美的影片，但它向主流化和商业化转向的信息十分明显。之后，贾樟柯完成了一部朴素而耐人寻味的影片《小武》。1999年初，施润玖的《美丽新世界》和金琛的《网络时代的爱情》相继问世。接着，上影厂24岁的女导演李虹完成了《伴你高飞》……

这批新作品大多数清新、明亮、细腻，个人化倾向明显。他们反映生活的切入点和价值观明显地不同于前几代人。他们反映社会冲突和矛盾，一般从个人的命运和生存状态的深入描写入手。在道德评价标准方面，更注重前瞻性和现实性。他们的作品充分肯定个人幸福和人生价值，积极争取个体独立的合理性……在电影语言和表现手法上，他们注意商业化包装，强调常规叙事、画面亮丽、明快节奏和适应大众的观赏心理。因此，他们的作品张扬快乐人生，这跟90年代中期的许多道德伦理片明显地拉开了距离；也跟阴郁青春、绝望少年的自传性书写有所区别。他们跟冯小刚式《不见不散》在游戏性上有某种程度的相似，但在人生内涵和生命意义的追寻方面，又稍加强调和浓化，呈现出商业化包装和文化品味的适度平衡。

特别值得指出的是，张扬、施润玖、金琛三位年轻导演都是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。他们在创作中呈现出区别于来自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生的特点，打开了青年电影创作的新格局，表明了不同学院风格和教学方式并行探索的必要性。今后，随着全国出现更多不同的电影教育机构，人才的类型和特长也会有更多不同，成为造成电影生产力变化的基础和条件。

1999年青年电影导演的涌现，使人想起1979年中国电影导演人才更新的往事。那时，正值“文革”结束不久，遭受重创的中国电影处在全面恢复期，第三代导演不但年迈而且饱经“文革”风雨的创伤。前辈电影家夏衍深深忧虑青黄不接，后续人才跟不上。然而，滕文骥、黄建中、杨延晋在先，吴贻弓、张暖昕、谢飞、郑洞天为继，先后拍出了《生活的颤音》、《小花》、《苦恼人的笑》、《巴山夜雨》等一批好作品，迅速解决了青黄不接的问题，继而开创了80年代中期电影创作多姿多彩、全面繁荣的局面。

今天，电影发展的形势跟70年代末期当然完全不同。但是，在电影生产力面临大幅度更新，电影人才面临大面积交替的方面，又有某种相似之处。

岁月匆匆。第四代导演的大多数人已届天命之年。有的已过古稀。连张艺谋、陈凯歌也都是近50岁的人了。虽然年龄不是一个绝对的界限，但是群体性、大面积的作者更新，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的电影发展来说，都是不可回避的战略问题。因为，电影是一种艺术，同时也是一门工业。是工业，就有生产力更新、生产力转型问题，否则必将被市场所抛弃。

所以，我要说1999是希望之年。因为今年的电影生产中，除了前文提到的新生力量之外，前几年已经涌现的青年导演，也将继续拍摄新片。如：胡雪杨的《冰与火》、路学长的《雪耻》、管虎的《古城童话》、娄烨的《纸蝴蝶》、王小帅的《36小时》等等。到了今年秋冬，我们又将看到一批新人新作，这正是中国电影生产力新陈代谢的信号。

展望2000年——2030年，这段时间不但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，也是中国电影生产力历史性更新的时期。在这段时期之内，我们不但应该有较多的影片进入亚洲电影市场，也应该开始逐渐地进入全球市场。这就需要我们放眼明天，准备人才。